“山水同舟人·蓝海新思路”座谈会

2017年10月21日，为配合当晚将拉开帷幕的“山水同舟人·蓝海新思路”2017年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晚宴暨第四届陈嘉庚精神奖颁奖典礼，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于柔佛新山南方大学学院丹斯里拿督张愈昌文物与艺术馆举办了年度的学术盛事——“山水同舟人·蓝海新思路”座谈会，并邀请了国内知名学者莅临演讲，就众人所关心的马中关系的议题提供了独到见解与研究成果。

在此次座谈会上，受邀担任主讲人的学者有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副所长饶兆斌博士和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副主席潘永强博士；回应人由南方大学学院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安焕然教授所担纲；而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文化中心秘书长陈亚才先生则担任此次座谈会的主持人。

会上，包括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发起人陈凯希、陈友信，文化中心副主席陈松青、委员姚丽芳，新山中华公会会长拿督斯里郑金财和署理会长何朝东等嘉宾及逾五十名公众人士和学生一同聆听学者就一带一路、中国崛起与马中关系等发言。在当下马中合作越来越密切的大背景下，希望透过具独到国际观感的学者能深入探讨其中的契机与挑战。

饶博士以他的学术专长，为现场观众爬梳了“一带一路”马中基础建设合作的各种细节，并集中于探讨马中合作现状、挑战和前景。饶博士先介绍了当代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DP），以及其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的潜力。以此说明，中国崛起，且多方参与国际事务，意味着中国被国际社会委以重任，而当代中国也逐渐抛弃了昔日的谨慎态度，开始逐渐强势回应各种挑战。饶博士强调，有鉴于当下七国集团（G7）的影响力呈衰退趋势，中国有份主导的二十国集团（G20）和金砖五国（BRICS）则在此刻发挥了关键作用，包括应对全球暖化、跨国犯罪和消除贫穷等议题。从而使中国领导人基于国内外政治的需要，提出了“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等国际合作概念。

在饶博士看来，鲜少有国家能有系统地将自身的内政与外交政策罗列出来，而中国则可明确地确立本国的国策和目标。他举例道：中国有意于“两个百年梦”前分别实现两个“现代化”目标，包括让国家迅速进入小康社会，以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愿。聚焦我国，当面对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时，若我们尚未准备好，则可能错失良机。马中关系看似一片大好，经贸合作也有很多亮点。但当下大马已非东盟国家中的唯一了，因为越南已经超越了大马成为中国在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种种迹象显示我国还未准备好。

马中关系仍是靠经贸关系来维持的，提及贸易额，基于双方的运算方式不同，而且我们所知的数据大多摘录自中国官方或媒体的数据，故使得国人对马中两国贸易额对比的认知有很大落差。其实马中两国的贸易额是一直在增加的，但由于货币贬值，所以我国的盈利难以达到预期的目标。另外，许多媒体误解了中资的概念，其实在马的中资企业不完全等于投资，以东海岸铁路工程为例，则是一个工程承包，而不是投资。许多的论述会把两种概念给混淆了。所以在定义“中资”的概念时必须区分投资、承包和入股等不同的形式，不能一概而论。他也列举了双方对于贸易额的算式，也提及两国的基础建设内容仍以制造业为主，也是颇受主流舆论所关注的，如关丹产业园等合作项目。而其它的产业则鲜少有人关注。另外，自去年纳吉访华以来，许多基础建设合作项目的运作进度仍然缓慢，故其效应如何仍需静观其变。

另一个严峻的挑战为政党外交所牵引出来的隐忧，政党外交在马来民族主义者看来是不正常的，故不能忽略马来民族主义者的论述，而相关的民间智库表示了对中国“可能利用海外华人干涉内政”的担忧。这类的论述相较于华人中小企业的不满更令人担忧。而希联内部对中国的态度也是南辕北辙，作为在野党，他们也将矛头指向中国，认为纳吉可能靠出卖国家主权来巩固权力。而体制内的异议者，包括外交部、军方都不乏这种“卖国论”的声音，他们担忧战略性产业的部署会导致我国于经济上过度依赖中国。这样的声音主要是站在国家主权的角度去思考的，故探讨“一带一路”的影响时不得忽略这类的论述。虽然我们在“一带一路”的参与度一直走在前头，却不得不去思考、面对各种挑战。

主讲人：饶兆斌博士

在潘博士看来，中国崛起对于区域而言是好事，这是毋庸置疑的。习近平主政的中国正积极寻求在美国的全球治理能力衰退之际担负起领导者、贡献者的角色。而中国之崛起一定会给海外华人造成一定的冲击和影响。

在中美此消彼长的博弈中，若中国要发展自己的影响力，就不应只停留在科技层面的进步。中国同时也要扮演好在国际上的道德角色，释放其该有的道德能量，方可赢得全球的尊重。潘博士如此解释道，部分问题难以一国之主权范围所能处理，而此国向国际组织求助，便是全球治理的一环。而中国活跃于国际组织、肩负起对全球事务的责任，那它可否成为合格的负责任大国？中国又有否推翻现有秩序的野心呢？要理解中国对其外交的态度就不得不爬梳中国的外交史。

新中国成立最初的二十年是一个“局外人”，闭关自守，独立于国际格局外。自1971年进入联合国，到1990年代为止，中国仍以“学习者”身份自居，对待国际事务都表现得十分谨慎，直至2001年加入世贸（WTO）以后，中国的身份转变为全球化贸易的“革命者”与 “受惠者”，开始以其在联合国中的地位，试图修订国际规范。而西方世界则希望将中国引入国际规范当中，又期许中国可以更活跃于参与全球事务。

到21世纪初，中国融入国际的任务结束后，中国就要开始负起国际上的责任。至于要负起多大的责任，中国也有其自身的盘算。事实上，中国愈是积极，其所受到的限制和约束就愈多。一来，国际上现有的游戏规则不利于中国。二来，面对国内压力，中国也无能力承诺更多国际的事务。但无可否认的，中国肯定是受惠者，也是相对理性的参与者。它谨慎地使用否决权，也自命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

中国目前积极参与各类国际组织，客观而言，中国不会强势或高调要求推翻现有的国际规范，它采取一种避重就轻的态度，只要有利于中国的，它就积极参与，不利于中国的，则保持低调。中国始终以发展中国家的代表自居，联合发展中国家抗衡西方也是中国外交一以贯之的路线。种种迹象说明了习时代的中国已经从“韬光养晦”中走出来，然而崛起中的中国富有了就得承担它在国际上的“社会承担”即扮演其道德角色，这样才能赢得国际的尊重。

参与全球事务是有利于中国的，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好赶上了全球化的列车，所以习近平坚决捍卫全球化。总言之，中国是无法回避和抗拒其国际责任的，中国应该以道德的力量参与全球事务，维护世界和平，这才是中国的软实力。此外，中国不应以功利的角度来参与国际事务，而且它需要谨慎处理和理解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恐惧与不信任，尽量避免单方面得利的局面，我们也期许中国能在国际事务上做出更良善的贡献，而中国的国际地位和软实力就会恰到好处。

主讲人：潘永强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