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陈嘉庚到陈六使的历史贡献”座谈会

为了配合“南大精神领航人陈六使”特展的开幕，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于2016年12月17日在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诚毅厅（二楼讲堂）举办“从陈嘉庚到陈六使的历史贡献”座谈会，探讨陈嘉庚与陈六使之间的异同和对华人社会的历史贡献、“嘉庚精神”与“南大精神”在海外华人历史脉络中的意义，以及陈六使与南大记忆。座谈会获得众多南大校友及社会人士的捧场，场面热闹。座谈会分为上下两场，由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文化中心秘书长陈亚才主持。第一场座谈会的主讲人分别是著名文史工作者李业霖、著名时评政论家谢诗坚博士，回应人为资深华教工作者莫泰熙。第二场座谈会的主讲人为新马著名独立学者柯木林以及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高级讲师徐威雄博士。第二场回应人为嘉庚学堂课程主任潘永强博士。

李业霖谈到，南洋大学是一所民办的华文高等学府，它肩负承传中华文化、造就专门人才的使命。南洋大学尚有两大特质，即沟通中西文化和发展马来（西）亚文化。它的存在仅有25年，却培养了一万两千多名毕业生，对国家与社会做出了许多贡献。李业霖认为，陈六使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社会活动家，是继陈嘉庚之后，又一面争取华人权益的光辉旗帜。他以卓越的识力和磅礴的魄力，倡建南洋大学。当时的新马被英殖民统治，在冷战时代要创建一间华文大学，注定要受到许多挫折和刁难。

首先来自英殖民者的阻扰，随后林语堂在职权和预算案问题发生纠葛。在新加坡自治和独立后时期，与林有福政府的权贵交锋，最后跟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领袖的对峙和较劲，使到陈六使面对重重困难，进退维谷。李业霖认为陈六使一直坚持热爱民族教育的立场，没有奴颜婢膝，没有摧眉弯腰，表现出他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凛然不屈的精神。结果当权者以“莫须有”的罪名褫夺了他的公民权，瘫痪了他的社会活动力，迫使他退出社会舞台。南大在1964年被接管，副校长庄竹林辞职，组织“临时校内行政委员会”治校，进行改制。1975年南洋大学改变教学媒介语，接受大量非华文源流的学生入学。为了加强学生使用英语能力，南大和新大成立联合校园。

1980年3月15日，新加坡政府把南洋大学并入新加坡大学，成立新加坡国立大学，意味南大的生命终结了，南大正式被关闭。李业霖总结时，强调陈六使是“马新华文高等教育之父”。马来西亚目前有三所华文高等学校，其创办人都是深受陈六使创建南大的精神之感召而兴建的，堪称为陈六使伟大业绩的继承者，充分说明了陈六使对后人的积极影响。陈六使创办南洋大学是一个民族文化运动，在马新华人史上占重要一章，应用浓墨重彩记述。陈六使为了创建南洋大学，受到许多压力和诬谤，但他的英名和业绩，永垂不朽。

主讲人：李业霖

拿督谢诗坚博士主要围绕在陈嘉庚与陈六使的时代背景来探讨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进而阐述陈嘉庚为何会在上世纪20年代创办厦门大学，陈六使则在50年代新加坡创办南洋大学。他指出，陈嘉庚与陈六使在政治上最大的共同点就是无党无派。1953年，陈六使登高一呼，倡办南洋大学。陈六使希望成为像陈嘉庚一样创办大学，解决海外华校生的升学问题。这是因为中共执政，英国政府不允许马新学生赴华留学。随着南大的成立，陈六使面对各方的压力，在1963年被褫夺公民权。

陈嘉庚与陈六使的出身与发迹的背景没多大的差别，但从事教育后面对的挑战却出现两种不同的结果，一位在中国颐养天年，被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先锋”；另一位则忍辱负重，晚年在沉默中离世，留下让华社无法忘记的“长风万里，大业千秋”的理念。直到1980年南大消失后，南大生将这种宏愿化身成“南大精神”。谢诗坚总结，正由于他们的不同时代背景，带出了人生的喜悲剧，也折射出两间大学的不同命运，一个却能在马来西亚设立分校；另一个则只能在梦中追寻昔日的荣耀。

主讲人：拿督谢诗坚博士

座谈会上，柯木林主要谈论陈嘉庚在南洋社会做出的贡献。他指出，新加坡华人社会在19世纪是由来自马六甲的薛佛记家族所控制，薛佛记家族于1828年成立恒山亭，为当时新加坡华人社会最高组织，与领导机构。1840年代成立的天福宫和福建会馆一直由薛佛记家族掌握。开始柯木林指出当时的福建会馆组织并不严密，最主要原因是领导层缺乏推行改革的决心，故有会馆虚名而无会员的记录。1929年，陈嘉庚在英国华民护卫司的支持下，击败薛中华，成为福建会馆主席。柯木林指出，陈嘉庚在担任福建会馆的20年期间，改组福建会馆。

当时的陈嘉庚叱咤新马，雇有员工一万多人，有很大的财力，影响力和活动力。柯木林把陈嘉庚的时代贡献主要分为三个部分：改组新加坡福建会馆，教育上倾资办学和担任筹赈会主席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在教育上，陈嘉庚自1906年开始就积极办学，1919年成立的南洋华侨中学，在办学方面培养了许多新马华人的人才。在这种精神感召下，陈六使在1953年创办南洋大学，是曾经存在的东南亚最高华文学府。陈嘉庚在1937年“七七事变”开始领导抗日活动，号召新马华侨全民抗日，主张保护中国就是在保护东南亚。他号召东南亚的华侨到滇缅公路支持抗战，在中国的后方运送物资。日本入侵新马时，陈嘉庚逃到印尼避难。

柯木林指出，当时陈嘉庚随身携带毒药，若被捕就服毒自尽，所幸他在二战中躲过一劫。二战结束后，陈嘉庚回到新加坡，本身无党无派的他去了延安后，政治立场开始倾向于支持中国共产党。所以，陈嘉庚也成为了英国人的眼中钉。1950年，陈嘉庚在卸下福建会馆主席和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的职务后，返回中国投身于中国的政治活动。柯木林总结，陈嘉庚所领导的新加坡华人社会模式，不止是同一个籍贯，而是整个新加坡华人社会，在抗日期间升级到国家安宁的层面。柯木林认为，陈嘉庚的所作所为，至今无人能望向其背。这当然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与历史因素，但陈嘉庚本人的气魄与魅力，亦有以致之。

主讲人：柯木林

徐威雄博士主要主讲的内容围绕在陈六使的历史遗产，他分三个方面来谈论陈六使所留下的历史遗产。第一个历史遗产是南洋大学的建立。他首先提到陈六使在陈嘉庚回返中国不久后发表了一次演讲中提到“自第二次大战后，吾人已认识马来亚无异吾人之故乡”。徐威雄认为陈六使的这篇演讲是一个重要的时代宣言。在陈六使看来，南洋大学的建立是一场新马华人文化自救运动，反映了新马华人对教育和民族文化保护的重视。南大立足新马本土，是“以本土为故乡”，为的是能有自己的文化和教育机构。实际上，南洋大学最早被提议称为“马华大学”。只是英国殖民地政府认为这与1949年成立的马华公会相似，所以拒绝这个名称，随后换成不那么敏感的“南洋大学”。所以，南洋大学的建立是华教本土化一个最重要的表现，因为华人要留在马来亚参与建立自己的国家，所以必须在这块土地上建立一套国民教育。

徐威雄指出，从南洋大学的创校宗旨中可以看到建立马来亚文化和建立新的华人精神面貌的表述。南洋大学的成立表现出华人落地生根和融入本地的愿景，因此南洋大学的出现是顺应历史潮流和发展的。当陈六使登高一呼倡办南洋大学时，万山响应，最终在新马华人的公众意识推动下南洋大学得以成立。第二个历史遗产则是陈六使努力为新加坡华人争取国民身份和权益。当时他兼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和福建会馆会长，而“这两大职务是新加坡最德高望重的人才能担任的”。在他不断地呼吁和争取下，英国人放宽了公民权的限制，让22万的居住在新加坡的中国侨民转换成新加坡公民的身份。徐威雄指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就是依靠这些选民的支持下在1959年击败执政党赢得选举。陈六使稳固了新马两地一百多年来所形成的多元族群和文化的文明格局的贡献。这一点与当时在马来亚争取公民权和教育权利的林连玉相似，所以陈六使“代表着永恒的乡愁和重要的文化符号”。

最后，徐威雄指出有关“南大精神”四个字的出处。“南大精神”早在陈六使在1953年提出要创办南洋大学时，《南洋商报》社论即提出“愚公移山的精神就是南大精神”，所以“南大精神”是先于南洋大学出现的。这一点纵观世界范围内大学的历史也是鲜有类似。南洋大学的成立表达了华人扎根新马，希望通过发展教育、成立大学来保留自己文化的决心，反映了艰苦奋斗、不畏艰难的精神。陈六使的贡献及其精神留给后人有着非常多的内涵，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因此，陈六使留的下第三大遗产“南大精神”，就成为后世用来对质甚至批判官方论述的最佳精神武器。

主讲人：徐威雄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