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海乡情·开拓新思路“座谈会

配合于10月22日拉开帷幕的“百年海乡情·开拓新思路”2016年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晚宴暨第三届陈嘉庚精神奖颁奖典礼，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当天邀来国内外著名学者，在巴生福建会馆一楼讲堂举办了一场两小时的座谈会。在这场座谈会上，受邀担任主讲人的学者包括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主任吴小安教授、南方大学学院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安焕然副教授和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副所长饶兆斌博士；担任回应人的是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高级讲师林德顺博士；而马来西亚陈嘉庚文化中心秘书长陈亚才则担任主持人。会上，包括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主席陈凯希先生、前首相署部长许子根博士、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校长高级顾问范智全教授等嘉宾及逾百名来自各地的公众人士和学生，一起聆听学者就海丝文化、一带一路、南洋族群等热门课题发言。在当下马中合作越来越密切的大背景下，期望透过跨地域学者的研究与讨论，深入探讨全球化视野下的嘉庚精神、海外华人与“一带一路”区域合作发展。

吴小安试图从三个方面来探讨全球化视野下的嘉庚精神，第一部分为从陈嘉庚的出身背景来讨论中国与南洋的关系；第二部分探讨华人的族群与教育；第三部分则是他对于“嘉庚情怀”的诠释。他认为，陈嘉庚是既属于南洋、又属于中国的。陈嘉庚既是鲜明的历史伟人、又是鲜活的精神领袖，无论在中国还是南洋，陈嘉庚的名字都是如雷贯耳、家喻户晓，这固然与他作为富商巨子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但更与他超越个人利益，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大爱和博爱密切相关。作为广大华侨华人的领袖，陈嘉庚积极奔走呼吁，发动广大侨社筹款筹物、出钱出力以协助中国抵御日本入侵、救亡图存，一片热血丹心，让陈嘉庚跨越了中国与南洋。

在族群和教育方面，吴教授认为文化与教育是密不可分，族群与文化也是相互辉映的。在马来西亚，族群与教育的关系联动，尤其是华文教育，则具有非常特殊且鲜明的历史、政治、社会和文化含义。马来西亚有全球海外华人社会引以为豪，最完整、数量最多且高质量的独立中学体系。然而，由于殖民主义时期分而治之的历史遗产及后殖民主义时期族群政治的严峻现实，马来西亚的教育与族群的关系不仅仅是正常国家和社会下文化进步的关系，更是远远超越了教育专业领域之外的强烈的语言政策、文化诉求和族群政治。幸运的是，在马来西亚，自始至终有一大批热爱华社、关心华教的热心人士，从商界到政界、从精英到草根不分彼此的亲历亲为，这是令人敬佩的精神。相对于耳熟能详的“嘉庚精神”一词，吴小安更倾向于使用“嘉庚情怀”一词，他认为作为历史遗产的“嘉庚情怀”一词更能切合当下现代背景下社会文化关怀的氛围；而其定义是立足于国家与族群、传统与文化但目光远大、胸怀宽广，是中西结合、对外开放并与时俱进。陈嘉庚一身标准的西装大衣、眼镜、礼帽和文明拐杖，便是很好的明证。

所以，华人教育，不是抗拒英文教育、不是抗拒西方文明，不是因循守旧和固步自封，更不是歧视、傲慢和偏见，而是开放和包容，是向世界各个族群和各种文明和文化学习，取长补短，和睦共处，共存共荣。当下的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高达5千亿美元。马来西亚作为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国家，作为海外华人重要集聚地，是中国在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华侨华人一直是中国对外开放、现代化和国际化的重要动力和重要窗口，2016年10月19日中马合建马六甲港口的奠基仪式已经举行，隆新高铁讨论也在议事日程中，便是最好的明证。吴小安认为，在国际化大潮中，华人教育前景将会更加美好。

主讲人：吴小安教授

安焕然主要从历史角度来看海上丝绸之路的跨文化交流，如何给当代中国的“一带一路”带来新的启示。他首先引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贺照田的《当中国深入世界……》，该文认为中国人缺乏把他者视为“他者”的认知。贺照田指说，中国想要切实把握住理解其他亚洲国家的能力，首先就必须同理心的了解“他者”跟中国的不同。贺认为这种不把他者视为“他者”、跨文化认知不足的心理背景，一部份要归咎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格局上。中国人深入世界不愉快感的背后，“还和中国人长期形成的文化心理有关”，跟“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在中国长久受到尊崇的价值和文化背景有关。对此，安焕然则回应说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格局并不一定如贺照田所说，事实上类似于跨文化认知的经验，在古代中国海洋发展史上早已有其灵光显现。基于此，他尝试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中国外销陶瓷、郑和的出身、明代朝贡体制圈对“他者”的认知和学习等层面，来谈其跨文化经验对当代“一带一路”新海上丝路的启示。

中国古陶瓷之外销是海上丝路商品之大宗，由晚唐、宋元至明清，一千多年来享誉全球的中国瓷器，以质高物美之姿大量销往世界各地。这种专供外销的陶瓷，谓之“中国外销陶瓷”。这是中国长程贸易中除传统丝织品之外，另一个重要且量多的输出品，是享誉世界的“中国制造”。尤其在海上丝路，中国陶瓷更见其魅力。瓷器较笨重易碎且不适于骆驼承载，因此较适于船运。因而中国陶瓷之外销，主要取道于海路。明成祖之所以选择了郑和来负责下西洋之重任，安焕然认为有以下三点：第一，郑和是他身边的心腹亲信；第二，在于其伊斯兰的出身背景——明成祖认知到随着中国朝贡体制圈的建置与扩大，想要与世界友好就必需熟悉不同的文化和宗教、尤其更要了解伊斯兰文化，并与伊斯兰世界结盟。第三，当年郑和下西洋之所以选择在满剌加（马六甲王朝）设立官厂、将满剌加视为“外府”，除了是基于满剌加对明朝中国的“事大意诚”，满剌加的伊斯兰因素在中国有意介入东南亚海域均势格局下潜在的作用，恐怕也是郑和下西洋寻找诚信中继地联盟的重要考量。那与其傲慢地把满剌加视为郑和下西洋海权战略上的“海外基地”，不如从跨文化的视角出发，看出郑和下西洋与满剌加同时具有的伊斯兰共性。

相应于今天的时局，李浩然、袁晓航的《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工程师：新角色下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指说：“马来西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伊斯兰债券市场，对‘一带一路’倡议在伊斯兰世界的开展和延伸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可以说，马来西亚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一带一路’的重要支撑，更是通往伊斯兰世界的枢纽。”安焕然也指出，当今全世界第一本马来语词典是由明朝人编纂的。明朝嘉靖二十八年（1549），由通事（翻译官）杨林校正的《满剌加国译语》，总共收载了482个古代马来语词汇及其读音，但整本词典却全是用中文书写的。基于此，安副教授认为中国的“思路”需要升级，这恐怕还是一个“态度”问题。对于“他者”的认知，跨文化经验的倡导，还是需要的，否则那份深入世界的“不愉快感”会愈来愈多。事实上，古代中国纵有天朝上国的优越性神话的自我想象，但就中国海洋发展史而言，从中国古外销陶瓷的烧造和营销，郑和跨文化的出身背景以及明朝人也学马来话等事例，不论是民间海贸交易还是官方朝廷之间维系的宗藩关系，都或多或少对“他者”有所认知，有主动了解“他者”的心，也有一定程度“和而不同”的跨文化管理经验。

主讲人：安焕然博士

饶兆斌表示，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3年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界海上丝绸之路”（合称“一带一路”）倡议后，“一带一路”已经是中国国内外一个不断受到关注的热点和话题。他在本次演讲中主要探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缘由以及“一带一路”对东南亚各国的计划及潜在的影响。首先，饶兆斌认为中国推行“一带一路”的战略背景是建立在中国面对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中国国内政治经济的挑战。2010年，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提出重返太平洋的战略，南海问题也随之成为美国干预的对象。面对美国的挑战和威胁，中国北京大学的王缉思教授在2012年提出中国“西进”的战略思路。在经济方面，美国推动的跨太平洋贸易协定（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缩写为TPP）是想把中国排除出目前最有前景的贸易体系。近几年中国面对产能过剩，去产能化成为中国亟需解决的问题，“一带一路”的战略思考便是在应对上面三大挑战的战略思考。

饶兆斌指出，若“一带一路”战略成功，中国将成为一个能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大国。这是中国近年来想要与美国建立的新型大国关系。在讲述“一带一路”在东南亚的实行现况中，饶兆斌指出，根据中国国务院出版的“一带一路”经济年鉴中，马来西亚是65个沿线国家中，继俄罗斯之后，五通指数排名第二高的国家。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以五通为合作重点，即政策沟通、设施沟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东南亚国家的五通指数在这65个国家排名非常高，除了马来西亚排名第二，新加坡排名第三、泰国和印尼分别排在第四和第五。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及印尼被列为中国“一带一路”畅通型国家，越南（第14名）、柬埔寨（第16名）及寮国（第23名）则处于良好级别，缅甸（第25名）、文莱（第31名）和菲律宾（第32名）则是有潜质的国家。饶兆斌认为中国的最终目的是希望与“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形成命运共同体。从战略学的角度来看，中国是以经济作为连接点，把政治和安全联系起来，使日后可能会出现的纷扰或冲突，不会影响共同繁荣。他认为，南海问题依然是影响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一带一路”发展前景的重要因素之一，尤其是能否与有争议的国家达成共识，将影响东南亚国家参与“一带一路”的信心。

主讲人：饶兆斌博士